中医理论是中医学术体系的核心，是中医学的思想理论和认识方法，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土壤之中，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医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提炼、升华。1912-2015 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医理论虽然遭受了无以复加的磨难，但从早期的抗争图存到中后期的独立发展，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致其学术地位显著提升，学术体系逐渐形成，学术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方法日趋丰富，但其创新发展仍然落后于中医其他学科，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地方。朱建平主编的《百年中医史》已于2016 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1]，本文在回顾中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思考其 发展特点和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

中医理论概念有广狭之分，传统一般以《内经》的基本内容为主体，《百年中医史》一书则包括中医医史文献、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图书情报信息、中医文化，兼及《内经》等。本文为叙述方便，主要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的内容为主，偶涉《内经》等相关基础学科。

一、中医理论发展的特点

总结中医理论发展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医理论发展的历史规律。百年来中医理论学科的发展道路较其他学科尤多艰难险阻，可谓是从废与存的战火中重获新生，进入中后期之后，中医学基础与中医诊断学两门学科先后经过教材编写、专业机构和专科队伍的建立而完全独立，名正言顺地发展 壮大起来。

（一）学术地位显著提升

1．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与中西论争促成了对中医理论研究的重视

中医理论学术地位的显著提升无疑与民国年间所受到的冲击和关注有关。1916 年，余岩著《灵素商 兑》，矛头直指《黄帝内经》，试图通过彻底否定中医理论来击垮中医，宣称“灵素之惑人，四千年来 如此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从实地上指摘谬误， 以忠告国人。”[2] 余氏等废止中医者对中医理论的肆意攻击与中医界的奋起反击，使得中医理论的核心价值成为质疑的焦点。中医界恽铁樵率先提出中西医学属于不同理论体系，杨则民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不同特点和中医理论的独特性。民国中医对中医理论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新的阐述，论证了中医理论的意义，维护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学术价值、独立性与完整性，从而使中医理论的学术 地位前所未有地得以提升，受到中医界的广泛重视。

另外，中医理论与临床两者关系密切。中医界素来注重临床，以病证及治疗为重点，将理论研究依托于临床观察，或者偏重于经典著作的阐释发挥，以期为解释临床的认识服务，但古代对基础理论本身的系统性研究重视不够，多数医家对理论研究往往涉足不深。民国年间中西医论争首当其冲的是对中医理论的责难，这使中医界认识到，如果中医理论无法立足，基础理论被击溃将使中医临床等各门学科均无法幸免。由此，越来越多的名医开始重视中医理论的研究和阐发，系统总结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框架及其内容，形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雏形。

2．新中国成立后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的编撰为中医理论发展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理论学术地位的突出与提升与高等中医院校的开办以及教材编撰有关。既往除《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外，单纯的中医基础理论著作不多，论述的范围也不够完整和系统，其学术地位颇有独木难撑之虞。从20世纪50年代年开始，随着高等中医院校教育的开办，中医界认识到统编的中医基本理论教材不仅是学习中医的基本入门途径，而且还可以通过系统地归纳总结和整理研究，促使中医理论的学术体系得到进一步清晰。在教材编撰中，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得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获得认识和解释，中医理论作为中医学基本特征和思想方法的地位开始凸显，中医理论体系也在中西对比中逐渐厘清，其学科体系和功能作用得以进一步清晰和规范。

（二）学术体系逐渐形成

民国时期，受西方医学体系的影响，中医界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医理论体系的结构与特点。一方面，参照西医的学校规程，设置了中医的课程体系，即中医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等基础科目，对应于今天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学科；另一方面，参照现代学术规范，建立和发展新的基础学科，如医史文献学等。

 1．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早期研究

《内经》一直都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早在民国年间，秦伯未就致力于《内经》研究数十年，先有《内经》训诂之作《读内经记》，后撰成《内经病机十九条研究》。此外，秦氏又著《内经类证》《内经学讲义》，将《素问》《灵枢》中有关叙述病证的经文摘出，共整理所得《内经》记载病类44种和病候311种，并对摘录的文献进行分类编纂，无论在文献学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较张介宾的《类经》更为深入。1934年，又撰成《秦氏内经学》，将《内经》原文仿照西医学科分类，分成生理学、解剖学、诊断学、病证热病等37类，还剖析《内经》与伤寒、西方医学理论各自的特点和异同，独具见解。在近代《内经》研究者之中，秦伯未所做的工作较为全面，对中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3]。

1956年以后中医院校教材编撰不断完善，中医理论阐释逐渐从传统以《内经》原文为主，向形成现代语言叙述的中医理论体系发展，其中包含了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两大体系。

2．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

全国中医院校第1版和第2版的《内经讲义》教材中，内容涵盖了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经络、藏象、病机、病证、诊法、治则等多个方面，第3版的《内经讲义》更名为《中医学基础》，明确提出“中医学基础”的概念。该版教材不但整合了原《内经讲义》与《中医诊断学讲义》的内容，开始与《内经》学术体系脱离，而且给予明确定义：“中国医药学……逐步形成了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学术理论体系。”[4] 藏象学说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重视，属于诊断“证候分类”的“辨证”开始成为重要的诊疗原则，辨病的研究也相应进行。这3套教材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贡献具有开拓性意义，可以视为中医理论体系现代表述初步形成的标志，它们所构建的学术体系延续至今，影响颇深。

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完全形成的标志是第5版《中医基础理论》统编教材，其学科名称进一步清晰准确，其体系进一步完整和成熟，内容包括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经络、病因与发病、病机、防治原则共7个部分，较前三版教材增加了气血津液的内容，将诊法、辨证划归《中医诊断学》。其后编写的教材不断更新且日渐完善。第6版教材的第一章增加了“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法”和“精气学说”，增设 “形体和官窍”一章，同时还将原版的“病因与发病”分为“病因”“发病”两大独立部分。第7 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是增设“体质”一章，内容包括体质的概念、体质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体质的生理学基础、体质的分类、体质学说的运用等诸多方面。它不仅延续了第6版“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法”“精气学说”等内容，而且还在“气、血、津液”的基础上增加了“精”和“神”。第8版教材与第7版大同小异。至此，以国家统编教材为代表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正式形成，其内容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精气、阴阳、五行）、 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防治原则等九大内容。

作为中医基础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质学说与藏象学说，近年来取得了较突出的研究成果。从该体系中分化出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医体质学，体质研究早在民国时期祝味菊的《伤寒质难》中就有论述，近现代由匡调元较早提出，其后王琦、盛增秀先后论述，陆续有专著和教材出版，1978年召开了全国性中医体质学术会，2012年被正式批准为中医学的二级学科。中医体质学是以中医理论为主题，兼收现代体质学等内容而建立起来的交叉性和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内容包括了中医体质、九种体质、体质辨识、诊疗与预防，以及相关概念的辨析和延伸等诸多方面。藏象学说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核心问题的大讨论中得到认同，“藏象”的内涵进一步明确，出现了《中医藏象学》等大型学术著作。此外，病因、病机、治则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非常活跃，逐渐细化形成中医病因学、中医病机学、中医病理学、中医治则学等研究内容，一些新的理论学说如血瘀、络病、痰病、痰瘀、瘀毒、玄府学说等得到广泛认同和在临床推广应用。受现代环境污染的影响，学者在提出“环境污染性病因”“环境毒邪”等概念的同时，也着重阐述了环境污染致病的特点，环境污染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医病因学理论新的病理要素。

3．中医诊断学体系的形成

中医诊断学体系的形成以国家统编教材的编撰修订为标志。第1和第2版的《中医诊断学讲义》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医诊断学学科的结构体系和主体内容，其学科构架在第3版《中医诊断学》中得到了巩固和进一步提升，第4 版《中医诊断学》使得这一体系更加成熟完备，第5版《中医诊断学》教材在第2版和第4版的基础上编写，再次脱离《中医学基础》而独立，标志着中医诊断学学科在新时期的重新确立和独立发展，现代中医诊断学的学科体系至此真正完全建立。“辨证”成为学科主体结构的关键词，辨证体系以及证的本质、证的规范化成为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其后第6至第8版统编教材的《中医诊断学》继续沿用这一名称，而且内容也都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

（三）研究方法日趋丰富

中医理论研究工作向以传统的文献整理为主，1980年以后，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逐渐形成潮流，现代医学新知识和各类科学技术手段不断被引入，各类动物实验研究风生水起，几乎渗透到了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而且跨学科研究者开始增多。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实际上运用到中医基础理论领域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有学者总结，“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学方法、类比方法、理想模型方法、建立假说方法、调查方法、数学方法、逻辑学方法和观察方法、实验方法等”[5]，总结起来可以分为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动物实验三大类别。其一，中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传统的有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等，现代的如文献计量学、专科文献学等）、逻辑研究法、数学研究法；其二，中医临床研究，可以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传统中医临床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调查法、分类法、试错法、反证法等，现代中医临床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流行病学方法、医学统计学方法、计算机科学方法、循证医学方法等；其三，中医动物实验研究。起源于近代生命科学实验领域，主要是通过动物实验模型来模拟研究人体的生命现象及病理过程，方法繁多，日新月异。

以中医诊断学研究为例。证的研究不仅是重点，而又以证的本质研究为重中之重。1980 年以后，证的本质研究开始通过各种实验研究来寻找证的客观指标，以求揭示证的科学本质。相关研究中，以五脏生理体系为代表的证候本质研究为研究重心，也涉及到了温病卫气营血及三焦证候、伤寒证候的实质研究，诊法客观化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舌诊与脉诊的客观化研究，两者以各种高、精、尖的现代科技手段为依托，大量采用现代的仪器设备及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脉诊的研究者在探查脉象客观性的过程中，首先运用现代电子设备开发研制出各种脉象仪，然后用实验的方法绘制各种脉象图，最后再建立各种脉图模型，以达到对脉图的进一步量化。

1997年，我国启动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旨在加强原始性创新，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科学支撑。1998年，有关中医的第一项“973”计划《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立项；2003年，《证候规范及其疾病、方剂相关的基础研究》立项；2005 年，《中医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被 列入“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该项目的子课题主要有“基于因人制宜思想的中医体质理论基础研究”“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中医各家学说及其理论创新研究”“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与内涵研究”等。“973”计划中医专项理论研究在中医药科学内涵相关的若干问题上进行了大 规模的重点研究，在研究的新思路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最重要的是经费投入巨大，却没有取得在中医理论根本性的创新性突破。

（四）学术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上，专门的中医理论学家不多，主要是以研究《内经》的医家为主，或医家在综合性著作中兼及中医理论，且把理论作为其学术论述的一部分。近百年来，由于各类中医教育机构的建立以及中医理论教学的需要，中医理论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专业学术队伍。特别是在1956 年以后，各类高等中医院校均建立了专门的《中医学基础》和《中医诊断学》教研室。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建制获得独立设置，并分化产生中医诊断学，逐渐形成中医理论与中医经典、中医临床、中药学并列发展的局面。

1980年以后，在国家中医药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相关中医基础研究机构不断建立和增加，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推进着中医理论领域的研究工作，为中医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其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业的中医科研机构，包括国家级（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和地方级（一般隶属于各级中医药研究院）两种，专门从事各类中医理论研究，专业性和学术性较强。1978年，中医研究院中心实验室建成，1985 年 4月，在此基础上建成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第二类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一般为各基础医学院下设的《中医学基础》教研室和《中医诊断学》教研室，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教学，因人数较多，分布广泛，是中医理论学科建设的主要力量；第三类为各种协会及专业出版物，国家级协会有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理论分会、中医体质分会等，1980 年 10 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在昆明成立，2006年5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学术论坛”决定更名为中医基础理论分会。《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于 1995 年创刊，它们定期举行的各种学术活动，成为全国性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医理论研究有了比既往更好的事业和学术独立发展的基本条件。医史文献学科逐步受到重视，“医学史”被列入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被列为高等医学院校的必修课程，在医学人物、专科史、疾病史研究和中医经典著作、出土医书的整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工具书的编纂也取得不少成果。

（五）基础理论创新亟待突破

百年来，中医理论以传承总结传统理论和研究论证为主，主要内容的研究程式化、模块化特征明显，特别重大的理论创新内容不多，以《内经》为基础的中医学术体系没有从根本上出现突破。研究工作更多地表现在用现代科技方法证明和认识中医学理论的有效和物质基础上，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体系的创新上，在理论的创新上出现瓶颈。有学者总结了中医理论现代研究的四大误区：“①过分强调中 医理论的现代实验研究……②在中医基本概念尚不清晰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实验研究……③追随西医学的发现，亦步亦趋的证实性研究……④缺乏明确目的的研究。”[6] 学者们不无担心地指出，这些误区可能导致中医理论自身规律的研究受到冲击、青年中医对传统中医理论信念的动摇、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 用下降，尤其是证实性实验研究，可能会造成对传统中医思维与实践的毁灭性打击。

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于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二者很难完全融合。中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诸如阴阳、 五行、气血、脏腑、经络、六淫、七情、八纲等，本来就是人文性质的符号表述，脏腑尽管有一定的解剖基础，但中西医的脏腑概念和内涵差异甚大，完全不能等同。这些基本理论是中医学术体系的核心，其他诸如辨证治疗、中药性味功效等学科理论等都从属于此，如果这些核心理论的现代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没有取得突破，中医可能永远做不到现代化。但是现在为了证明中医学所谓的科学性，为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得以解释，生搬硬套地想尽一切办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寻求与其相对应的理论和物质基础。有研究者指出，现在一些科研项目“把本属人文文化的内容，当作科学文化的内容去研究，带来了中医科研 工作的盲目与混乱，阴阳、命门、气、三焦等理论概念在中医理论中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内容，而中医现代研究中却试图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这些概念的实质，用一些微观的物质指标来诠释和说明，或者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在中西医的理论概念之间寻找一一对应的关系。”[7] 那些不断用各种方法重复 研究证明中医科学有效的各级科研项目，开展的中医学“实质”研究、“物质基础”研究，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是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医理论的现代化研究？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中医不改革不现代化，就难以更深地融入现代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但现在很多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得到国外权威专家的真正认可，是不是抓住了中医学的本质特征，都需要开展充分调研和论证。

二、中医理论发展的启示

（一）既述兼作，传承创新

尽管百年来中医理论的地位逐渐提升，但就中医体系内部来说，中医理论的学术地位一直远不如临床，中医行政领导和学术界一直是重视临床的疗效，临床疗效成为中医立足之本。这种现象本无可厚非，但过分重视临床必然轻视理论，会对中医理论的学术地位造成影响。须知没有理论的突破将很难有临床的 重大发展，古代的金元各家学说和温病学说的产生就是明证，现代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内容往往非常丰富， 但当总结其学术思想时却颇为棘手，其中的原因就是属于理论层面的创新相对薄弱。轻视基础理论研究或已成为中医理论百年来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为中医学创新的最大瓶颈。

中医学的发展，一在传承，二在创新。前者在于继承前人积累的优秀成果，保持特色，以总结发扬为主；后者在于创新发展，实现中医现代化，对于中医理论来说，迫切需要有创新性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方法推动其发展进步。但多年来，学术传承一直是研究的主线，学者参与和关注者较多；而在中医理论的创新开拓力度上明显偏弱，与中药、临床等其他学科来说，中医理论则更显得步伐迟缓，百年来总体无根本性突破，仍然停留在以《内经》为基础的传统理论框架上，主要研究方法是运用总结整理等传统套路，或者偏重于用实验研究证明其理论有理有效，亟需取得学术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迫切需要出现焕然一新的新理论来引领，使立足于古代哲学和临床基础上的中医理论更具现代化的思想方法和新 的理论概念和内容。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医学发展的先导，需要先期取得突破，以便引领带动其他学科发展，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传统和现代化矛盾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长期坚持不懈地探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对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中医药理论是中医药学的基础与核心，充分肯定中医理论对于中医学的指导意义 [8]，有望在很大程度上扭转长期以来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局面。

（二）深入细化，环环相扣

中医理论内容有要点更有涵盖，其理论体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思想方法中较注重类分和事物关系，以及关系之间的彼此调整和协调平衡的研究，而在内容的深入细化和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注意不够，如脏腑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但五脏与六腑功能之间就时有混淆，治疗六腑的药物与治疗五脏的药物难以截然分开。因为藏象这一概念自身的笼统性，使得既往的研究往往强调脏腑而忽略藏象，多研究静态而少关注动态，因而难以将藏象学整体联系的特色呈现出来。其次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或不尽严密，少数理论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没有西医学准确深入细致的特点。但目前中医理论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系统的深入和细化研究上狠下功夫，如气血水液的生成、在体内的循行及其功能的发挥、运行的障碍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细化。在一些不同认识的统一方面的力度也不够，如对于三焦的认识长期悬而未决等。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内容之间的逻辑衔接，减少断点，使其理论达到环环相扣，更加清晰系统和完整严密。

（三）原创优势，另辟蹊径

中医学诞生于我国独特的生活、生产、文化环境中，与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具有诸多原创性思维，如形象思维、整体思维、中和思维、辨证思维、变易思维等。这些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理论思维，或许与通行于今天的科学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但绝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可以毫无限制地互联互通，更不可以滥用现代科学的某些标准来筛选中医，以致于造成“可通者科学，不可通者愚昧”的尴尬局面。现代科学的巨大威力，我们有目共睹，这也是前辈从西方引入“赛先生”的初衷，然而“把唯物史观、实验主义也纳入科学规范中，使科学意识形态化，并把科学方法推演为普适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使其成为一种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思想体系”[9]。这无疑就是造成科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霸权地位的深层次原因。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对科学的重新认识，随着又产生我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之争：如果有，那么近代中国为何总是挨打？如果没有，那么李约瑟难题该如何破解？吴国盛指出，科学最初的涵义是知识， 在经历了希腊文化与基督教的洗礼后变成专属于西方文明的概念，并不一定转化为技术，科技并称在近代以来才出现，科技带来的巨大威力（即通行于今天的现代科学）只来源于科学的一个分支——数理实验科学，但我们长久以来都忽略了科学的另一个传统分支——博物学科学，“这种知识类型注重对具体事物 的具体考察，而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10]。博物学科学存在于一切文明之中，包括数理实验科学以外的非西方文明。吴氏认为，可以借助博物学的理论体系来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四大门类（即天、地、农、医） 知识。其观点关注到了非西方文明中的非数理实验科学成分，强调关注事物的普遍相关性而不是本质性，此举或可有助于缓解中医理论研究中过分使用数理实验科学，过于寻求某些概念实质的困局。

附：

[1]　朱建平：《百年中医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

[2]　余云岫：《医学革命论初集》，上海：余氏研究室，1950 年，第 2 页。

[3]　朱建平：《百年中医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第 192 页。

[4]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 页。

[5]　孟庆云：《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意义、思路和方法》，《中国中医药科技》1994 年第 3 期，第 33-34 页。

[6]　刘昭纯：《论中医理论现代研究的误区》，《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第 274-278 页。

[7]　张宗明：《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中医现代化》，《江苏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第 189-190 页。

[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对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若干意见》（国中医药科技发〔2016〕6 号）。

[9]　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26 页。

[10]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8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