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铁杆中医业医已达60余载，在临床诊疗中有点心得和体会，主要是将我的两位师父(王新午先生和麻瑞亭先生)的学术经验加以整理继承并相互融会贯通，另外再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行医经验、临床感悟，总结提出了“相火气机学说”，并以此学说指导肝病以及一些疑难杂病的诊治。

1.读经典、拜名师、做临床，奠定传承创新之基

1959年我从西安高中毕业后，因家人多从事医药工作，我从小也热爱中医，所以如愿地考取了当时半工半读性质的西安中医讲师团徒弟班，选择了学习中医。在讲师团学习的5年，也是读经典的5年。这段经历，印象比较深刻，我先后学习了医古文、四大经典、各家学说及中医内、外、妇、儿科及针灸、骨伤等学科，并能熟练背诵“四小经典”(《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同时，还认真学习了“四大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这些经典巨著对中医的学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临床上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和研究价值，所以，这为我以后研读医书、深谙医理、临证思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中关键的契机，可能有两个:

一是当时我先后向著名中医老专家、陕西省八大名医之一、西安市中医讲师团团长王新午，及西安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麻瑞亭两位先生拜师，成为入门弟子。两位师父均师出名门，他们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各具千秋。王新午先生是丹溪学派传承人，受丹溪弟子王纶影响很大，提倡丹溪相火学说，临床善用相火学说诊治疾病。麻瑞亭先生是清代御医黄元御第五代传人，精研黄氏医学，临床宗气机升降学说，善用升清降浊法治疗疾病，将下气汤运用的出神入化。自我到西安市中医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开始，能够每天跟师侍诊，耳传面授，这对我来说实属来之不易，因此跟着两位师父积累了不少临证经验，这为我日后提出“相火气机学说”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1964年，我被调到西安北大街中医门诊部工作，当时门诊部有心病、肺病、脾病、肾病专科大夫，唯独缺肝病专科大夫，所以我被指派学习肝病专业。我把困难当机遇，一切从头开始学，通过读书找资料，不懂就问，所以我还向西安中医肝病专家沈反白和传染病专家余榕两位老师学习请教。日复一日的积累学习，我也就此把肝病作为我一生努力钻研的主要方向。同年冬季西安麻疹肺炎大流行，我被调去参加救治小儿麻疹工作，并负责西华门地段麻疹肺炎患儿的诊治，所以特地向西安著名儿科专家午雪峤老师学习儿科诊治方法，之后运用中药凉血解毒清热法治疗麻疹病毒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对我以后治疗病毒性肝炎极具启发。因此，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总结，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和用药经验。

2.秉相火、遵气机、发医理，首倡“相火气机学说”

2.1　秉承朱丹溪相火学说

丹溪学派传承人王新午先生临床应用相火学说诊治疾病，认为阴阳不和是疾病发生的根本，人体常阳易亢、阴易亏，临床诊病需辨阴阳盛亏，治疗应“调和阴阳，以致平衡”。“相火学说”是元代医家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提出的，是他在《内经》“少火”“壮火”说的基础上，继承刘河间《火热论》、李东垣《阴火论》，吸收了陈无择、张子和的若干观点而形成的。这一学说发展和完善了内生火热理论，使中医学对火热症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规律的认识等，都有了长足进步。他对相火的性质、部位、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发病原因、病变证候、治疗方法等全方位做了系统研究，对后世影响重大。从本质上讲，“相火”是中医对人体生命能量的高度概括的称谓，它是指人体生命的原动力，也叫元阳、清阳、清气、精气……也可称之为人的生命之火。“相火学说”就是研究人体组织、功能、生命物质、生命现象及能量运动的生命科学。相火是人体的正能量，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人的生命之火。相火通过气化产生元气，通过生化产生胃气，是人体先天、后天之本的原动力。

2.2　遵循黄元御气机理论

清代御医黄元御第五代传人麻瑞亭先生认为气机升降失常是疾病发生的根本，临床应用升降学说诊治疾病，治疗应“调达气机，以致和平”。麻老常言：“黄氏认为，平人脏气和平。脾升，肝肾随之亦升；胃降，心肺随之亦降。心肾交泰，龙虎回环，阴平阳秘，气血平和，下温而上清，所以健康无病。一旦外感‘八风’、饮食情志所伤为病，则脾气下陷而胃气上逆。脾陷则遏肝肾升达之路，致使肝肾下陷；胃逆则阻心肺沉降之路，致使心肺逆升，如此，则心肾不交，气血紊乱，上热而下寒。欲复其心肾交泰、龙虎回环、阴平阳秘、气血和平之常，首当调理脾胃，复其脾胃升降之常，使中焦畅通无阻。更以温升脾胃之药，使肝肾之气升达；以降心肺之药使心肺之气潜降，如此则心肾自然交泰，龙虎自能回环，阴平阳秘，气血调和，诸病向愈。”

2.3　首倡“相火气机学说”

在吸收了黄氏医学和丹溪学派两大学派的学术特色基础上，同时与自己所积累的临床经验相参，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即“相火气机学说”。

“相火学说”源于《内经》，发展于朱丹溪;“气机学说”源于《内经》，发展于黄元御。这是两个极具中医特色的学说，而“相火气机学说”是以相火气机的人体正常生理运行和异常病理改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理论体系，它的提出弥补了中医界对相火气机研究的不足。可以说，“相火气机学说”就是研究人体生命之火及其运动变化的理论，是可以把之前中医所形成的各种认识理论(比如：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五运六气学说、命门学说、三焦学说、气机学说)全部联系起来，然后进行深入分析的一种全新的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探讨的认识模式。

我在临床辨证论治过程中，常应用自己的一些有效经验方，并与经典方剂相结合，按君臣佐使组合成新方剂，打出组合拳，临床疗效还不错。目前应用此学说来完整、系统的诊治疾病在国内尚不多见。

3.基于“相火气机学说”论治肝病

在全面继承两位师父的学术经验和其他肝病专家学术特长的基础上，我经过多年临床不断探索，观察到肝病病人常易出现“用常有余，体常不足”，符合相火学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依据肝“体阴而用阳”的特点，以丹溪相火理论作为指导，把肝脏等部位所产生的局部内生火热按“病理性相火”这一理论去研究，提出“六型相火”病机理论，即郁热相火、血热相火、湿热相火、瘀热相火、阴虚相火、相火虚衰。通过研习历代医家治疗肝病经验，结合个人临证体会，归纳总结出“治肝十法”，依此遣药组方，拟定经验方40余首。与此同时，临床研究发现在肝病早期，若能及时调节气机以致平衡即可截断病势，所以主张多用“和法”，仿黄元御治病之法，选用仲景“四逆散”畅达气机，调理肝脾，以达到“调整阴阳，以平为期”。

在临床肝病辨治分类时，按丹溪所分阴虚相火和湿热相火两类，病理分类不足，而且所列举的补阴诸丸和越鞠、二陈等方对肝病的治疗也不够。因此，根据自己治疗肝病几十年的体会，在丹溪所分二型相火证治的基础上，按疾病的发展过程将病理性相火分为六型，如前所述。我对于辨证为郁热相火型多用解郁合欢汤，血热相火型多用白茜汤，湿热相火型多用桃红化浊汤，瘀热相火型多用三才化纤汤，阴虚相火型可采用一贯煎(肝阴虚)、滋脾饮(脾阴虚)、滋水清肝饮(肾阴虚)、三甲复脉汤(肾阴虚夹有瘀血)分别治疗，相火虚衰型轻者(肝气虚)多用补肝颐气汤、重者(肝阳虚)多用桂附二仙汤，六型相火及辨治用药的提出，补充了相火分型与治疗的不足。将相火学说创新性地应用于肝病治疗，临床取得了较好疗效。

针对乙肝病机，提出“肝经血热”病机理论。我认为肝炎病毒属伏邪范畴，肝炎早期是肝气郁，只有病情深入，气郁与伏邪相结合形成“血分伏邪”，郁久化热达到“肝经血热”之际，才导致质变。如能在治疗中控制“血分伏邪”和“肝经血热”，则可对肝炎病毒起到较好的防治作用。此证多用茜兰汤加减以清肝凉血。西安市中医医院、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安市传染病院三所医院在1978年曾系统观察了341例乙肝病人，通过深入分析，我认为乙型肝炎在病程上，早期表现在气分，后期表现在血分。其主要病因病机可归纳为毒、热、湿、瘀、虚五大因素，而中转环节是“肝经血热”。根据以上认识，综合清热解毒、凉血祛湿、理气活血、扶正养阴几个法则，我们研制了“碧云砂乙肝灵”冲剂，把乙肝治疗从气分直接引入血分，显著提高了疗效。该药在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大流行控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另外，我总结多年肝病治疗经验，提出了“治肝五论”，即肝主相火论、肝主气机论、肝主疏泄论、肝主敷和论、肝主腠理论，五论中涉及诸多方面，如相火运动及与脏腑关系、命门、三焦、气机运动、腠理、卫气等。这使得我们对肝脏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拓展了临床医生“从肝论治”杂病的诊治思路。

4.病案举例

4.1　鼓胀

患者姚某，老年男性，陕西合阳牧民，有乙肝病史。2014年8月27日初诊。半年前因劳累后出现腹胀、尿少，在当地医院就诊后，诊断为“乙肝肝硬化合并腹水”，一直口服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片”，病毒已经得到控制，但腹水难以消退，医院多次给予利尿和腹穿放腹水治疗，但效果不满意。就诊前的一个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到医院经检查后，诊断为“布鲁菌感染”，遵医嘱口服西药“多西环素片”规范治疗。但是患者腹胀难忍，身体日益消瘦，西医无特效疗法，所以寄希望于中医，于是经人介绍前来诊病。患者刚来时，被两人搀进诊室，望诊见患者单腹胀大，四肢消瘦，舌质红绛，舌体瘦，少苔，根部苔厚色黑；闻诊见患者语声低怯；问诊后患者自诉腹胀甚，两胁隐痛，午后低热，体倦乏力，双目干涩，口干、口苦，纳食及睡眠差，大便干燥，小便短赤；双脉沉细。查体发现：患者腹部膨隆，按之坚硬，腹壁青筋隐隐，移动性浊音阳性，存在大量腹水，双下肢膝以下中度凹陷性水肿。考虑西医诊断：①乙肝肝硬化腹水，②布鲁菌感染；中医诊断：鼓胀。该患者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而且病情复杂，迁延日久，耗气伤阴，又因利尿过度，故导致肝肾阴虚为主要病机。加之后续大量利尿、放腹水，则阴愈虚，火愈甚，从而形成阴虚相火，有动血、动风的趋势。所以此时切不可再强行利水，而应注意固护阴精。同时患者还合并布鲁菌感染，该病属于温病范畴，因为发热已有一月余，温邪易耗伤阴津，温病后期更需注重固护阴精。所以治疗原则应为扶正祛邪同用，以扶正为主，兼顾祛邪，扶正即益气养阴，祛邪即软坚利水。方选甲苓饮加减，这是我治疗阴虚型腹水的经验方。此方由《温病条辨》中的“三甲复脉汤”与《伤寒论》中的“猪苓汤”组合而成。旨在滋阴潜阳软坚与清热养阴利水并用，利水不伤阴，滋阴不敛邪，使水气去，邪热清，阴液复，疾病向愈。

初诊时，我在甲苓饮原方基础上，加白茅根、车前子以增强清热利水之功；加冬葵子以通利二便；加百合、夜交藤来养心安神；因为三七入肝经，走血分，具有止血不留瘀，化瘀不伤正之效，可防止上消化道出血；加砂仁来化湿醒脾以防诸药滋腻碍脾。处方具体如下:炙鳖甲15g(先煎)，生牡蛎15g(先煎)，阿胶10g(烊化)，龟板12g(先煎)，生地24g，白芍15g，麦冬15g，泽泻15g，冬葵子15g，夜交藤15g，猪苓20g，茯苓20g，火麻仁20g，百合20g，三七6g(冲服)，砂仁6g(后下)，白茅根30g，车前子30g(包煎)，14剂，水煎早晚温服，日1剂。

二诊(2014年9月11日)：患者来时被一人扶进诊室，精神有所好转，自诉服药后尿量增加，腹胀明显减轻，双目干涩、口干苦均有好转，但两胁仍有隐痛不适，饮食和睡眠有改善，大便通畅。舌脉基本同前。考虑到患者腹水有所减退，故去上方去冬葵子，猪苓减半，正所谓“衰其大半而止”；加黄芪30g、怀牛膝15g扶正以祛邪；加鸡内金15g消食健胃，通过增加饮食来扶助正气。14剂，水煎早晚温服，日1剂。

三诊(2014年9月24日)：患者已能自己走进诊室，精神明显好转，腹胀进一步减轻，双下肢仅轻度水肿，双目干痒，稍有口干、口苦，纳食及睡眠可，舌暗红，体瘦，少苔，根部苔略黑，脉沉弦细。因患者腹水渐退，故去白茅根，加《温病条辨》之三才汤(党参15g，天冬10g，生地15g)益气养阴，固护阴精。14剂，水煎早晚温服，日1剂。

四诊(2014年10月8日)：者精神尚佳，语声如常人，腹水基本消退，双下肢已无水肿，双目干痒及口干、口苦均消失，纳食好，睡眠佳，二便调。舌质暗红，舌体瘦，苔薄少，脉沉弦细。诸症好转，效不更方，继续随证加减治疗2月，患者病情稳定。随访1年，病情再未反复。

4.2　扩张型心肌病

患者曹某，男，37岁，陕西阎良人，武术教练。2016年10月20日初诊。1月前患者在一次自由搏击训练中，被误击中身体心前部位，随即出现了气短气喘，面色青紫，口中泛白沫，立刻被急救车送到当地医院，做心脏超声后提示心脏扩大，心室射血分数仅(简称EF值)30%，存在心包积液，被诊断为扩心病。10天后又转入其他医院接受治疗，当时患者夜间无法平卧，伴有干咳，只能呈端坐位呼吸。住院后查心脏超声提示：左房和左室大，腱索水平以下除前间隔搏幅尚正常外，余室壁波幅普遍减低3～6mm。左心室收缩功能减低，EF值34%；B型前脑尿钠肽升高至568.30pg/mL。诊断为：扩张型心肌病。当时医生的建议是希望患者前往心脏外科联系心脏移植事宜。但因种种缘由，患者最终没有接受心脏移植，愿用中药治疗，故前来找我救治。患者来就诊时吸着氧气，但唇色依然紫绀，同时口中不断有白沫吐出，呼吸急促，患者自诉胸闷、气短，难以平卧，感觉胸中如有大石块压着，大便先干后稀。舌边尖红，苔薄腻，脉沉细弦弱涩结代。四诊合参我将其诊断为：胸痹、真心痛(扩心病)，依据苔腻可知内有湿热之征，气虚水湿运行不利，湿停日久郁而化热。脉沉说明病位在里，脉细弱为气虚，阳气不足之征；弦脉为木象脉，是肝郁不舒，气机郁滞，不通而痛、饮邪停留的表现；脉涩而无力为脉道不充，血流不畅，精亏血少之征象。所以其病机为心阳不振，痰瘀阻滞。根据相火气机理论解释，该病总与相火、气机相关，木气不畅，则心阳虚弱，升降失职。所以治疗时重在补不足之相火，调郁滞之气机。

方药给予红参生脉散、炙甘草汤、瓜蒌薤白半夏汤、冠心II号四方合用化裁，生脉散用红参、麦门冬、五味子一补、一润、一敛，益气养阴，使气复津生，气充脉复；炙甘草汤亦名复脉汤，可益气滋阴，通阳复脉；瓜蒌薤白半夏汤源于《金匮要略》，可治“胸痛不得卧”，具行气解郁、通阳散结、祛痰宽胸之功效；冠心II号方由川芎、赤芍、红花、降香、丹参等组成，是治疗“胸痹”“心痛”的代表方，可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上方合用，共奏振奋心阳、温通宣痹、活血利水之效。具体方药：红参10g(另炖)，麦冬12g，五味子9g，炙甘草10g，桂枝15g，阿胶10g(烊化)，地黄15g，干姜9g，大枣3枚，瓜蒌20g，薤白20g，半夏12g，丹参15g，川芎12g，红花6g，降香12g，赤芍12g，三七粉3g(冲服)，甘松15g，炒枣仁20g，柏子仁20g，火麻仁8g。嘱：前3天每4小时服1次，24小时服3剂。若好转，3日后改为每日2剂，1周后改为每日1剂。

二诊(2016年10月27日)：自诉服用上方1天后，即觉胸前大石块感明显减轻，3天之后该症状已基本消失，心慌已减轻，阵发性心悸次数减少，现只觉心前区发凉，有左肩背不适感，未再出现呼吸困难，活动后有汗出，吐痰色黄，大便偏干。舌紫边尖红，苔白腻中间微黄，舌下络脉明显，脉沉弱弦涩结代。上方加浙贝母15g，百合20g，灵芝30g。14剂，水煎服，日1剂，每剂分2次服用。

三诊(2016年11月10日)：自诉无气短，阵发性心悸明显减轻，同时感觉呼吸顺畅，现时有心前区发凉，左肩背及左上肢牵扯不适，大便时干时稀，舌紫，舌边尖红，苔白腻微黄，脉沉弱伏涩，关大(这时已无结代脉)。综合舌脉后考虑为气滞热瘀之证，所以加用五参饮，该方源于孙思邈《千金翼方》五参丸，由人参、玄参、沙参、丹参、苦参组成，可益气养阴、清热解毒。方药以红参五参饮加炙甘草汤、冠心II号化裁，具体如下：红参10g(另炖)，玄参15g，丹参20g，苦参10g，川芎10g，红花6g，降香12g，沙参12g，桂枝15g，阿胶10g(烊化)，地黄15g，干姜9g，赤芍12g，浙贝15g，款冬花20g，肉桂8g，黄连8g，炒枣仁20g，百合20g，灵芝30g，三七粉3g(冲服)，炙甘草10g。21剂，水煎服，日1剂，每剂分2次服用。

2016年12月7日复查心脏超声提示：左室大，EF:38%，B型前脑尿钠肽已降至253.9pg/mL。相较之前，此时左房已达正常，大小明显恢复，B型前脑尿钠肽明显下降。EF值逐渐上升。之后患者仍继续坚持诊治，总的治法仍以温阳气、调气机、通经脉为主。

2017年3月复查时：B型脑尿钠肽正常，EF:47%。

2017年5月心脏超声提示：EF:58%，心脏收缩功能已基本正常。

2017年10月再次复查：EF:68%。此时患者已无胸痛，仅偶有心悸，二便正常。舌质淡紫，舌苔白稍腻，脉沉弦弱涩。

该病例表明临床运用相火学说、使用经典处方、厘清气机升降、分清体用，以确立辨证论治的治疗思路。只要认识明确，中医学也能有效地参与到急危重症的救治中。

4.3　面部赘瘤

患者陈某，女，64岁，陕西西安人。2014年11月28日前来就诊。患者乙肝病史20余年，未系统诊治，3年前被诊断为肝硬化，遂在某西医医院接受治疗，长期口服“阿德福韦酯”等药，病情相对稳定。8个月前患者左侧颜面部、耳前反复出现皮肤破溃、出血、结痂，曾在某大学附院及某口腔医院诊治，诊断为“左颜面部皮肤肿瘤”，建议手术治疗，因患者惧怕面部手术，故未做，经人介绍遂来转求中医治疗。患者确诊2型糖尿病3年，行胰岛素注射治疗，血糖控制在6～7mmol/L。3月前在外院住院治疗，诊断为2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高血压病等。来诊前1周查乙肝标志物HBsAg(+)、HBcAb(+)，乙肝表面抗原定量2782ng/ml，谷丙转氨酶433U/L，腹部B超提示：肝硬化、脾大，无创肝纤肝硬度14.6kpa(F4期)。查体:在颜面耳前有一直径约1cm的赘生物表面附血痂，肝肋下未及，脾肋下3cm，双足面轻度水肿。患者自诉右胁肋部胀满不适，纳食一般，失眠，乏力，二便调。舌暗红苔白厚，舌下络脉粗紫迂曲，脉沉弦细稍革。西医诊断：①乙肝后肝硬化，②左颜面部皮肤肿瘤，③2型糖尿病(并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④高血压病;中医诊断：①肝痹，②左面部赘瘤，③消渴。四诊合参辨证为气阴两虚，兼气滞血瘀、瘀毒阻络。治以补气养阴、行气活血、化瘀解毒。予化纤汤合玉参汤加减，具体如下:玉竹15g，苦参10g，乌梅15g，决明子20g，黄连8g，天花粉15g，郁李仁15g，生黄芪15g，炙鳖甲15g(先煎)，海螵蛸10g，地龙10g，桃仁10g，茜草15g，桑椹10g，鸡内金15g，砂仁6g(后下)，荷叶15g。14剂，水煎早晚分服，日1剂。

之后患者坚持复诊至2015年4月24日。在这一阶段我先针对气阴两虚、气滞血瘀的本，历时半年，用化纤汤合玉参汤加减以补气养阴、行气活血，兼以化瘀解毒。自拟方化纤汤由黄芪、鳖甲、海螵蛸、地龙、桃仁、茜草、桑椹、鸡内金组成，具有益气通络、软肝解毒、健脾益肾之效。玉参汤亦是我的自拟方，由玉竹、苦参、乌梅、决明子、黄连、天花粉、郁李仁组成，主治肺胃阴伤之消渴。期间于2015年3月30日复查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定量1343ng/mL，较前下降，肝功能改善，B超提示脾大已恢复正常(首次)，肝病有所好转。

第二阶段从2015年4月24日始，根据舌脉辨证，患者气阴两虚之证明显改善，故调整治疗为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为主，兼养阴解毒。方以疏化汤为主加减，具体如下：柴胡10g，白芍10g，枳实10g，甘草6g，丹参15g，香橼15g，青皮10g，郁金12g，鸡内金15g，鳖甲10g(先煎)，茜草15g，海螵蛸10g，地龙10g，乌梅15g。水煎服，日1剂。

疏化汤是针对肝炎肝纤维化自拟的经验方，用“四逆散”加“青金丹香饮”理气活血，并加鸡内金、鳖甲以消食健胃、养阴软坚，合“四乌贼骨一藘茹丸”以治疗血枯气竭肝损伤。治疗至2015年6月5日，患者左面部瘤体已缩小，表皮已干。

经过历时近一年的治疗，2015年10月16日来诊时，患者左侧颜面部瘤体已自动脱落，也无疤痕。复查肝肾功能基本正常，乙肝表面抗原定量降至1002ng/mL，无创肝纤肝硬度7.8kpa(F2期)，血糖、血压稳定，体重由初诊时50kg左右增加到65kg，精神佳，纳食正常，睡眠好，二便基本正常。大家甚是惊奇，患者也信心倍增，坚持治疗，随访3年，患者生活正常，病情未反复，复查相关指标也无异常变化。

5.寄语青年中医学子

从1995年开始带教西安市卫生局临床研究生起，到成为陕西省第二批、国家级第三、四、五、六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共带教继承人15人，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4人，博士后研究生4人，他们目前均已成为各自科室的骨干，为传承中医药文化和专业技术做出了贡献。在带教学生过程中，我秉持着“师带徒倾囊相授不保守；徒承师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理念，通过临证口传面授和定期专题讲课形式等为学生们答疑解惑，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了自己的临证经验，同时，还要求他们不仅要学习老师的医术与专长，更要注重培养谦逊仁厚的医德，只有德技双馨、德才兼备，方为良医。

自2000年退休后被医院返聘，现虽已耄耋之年，但作为国家培养起来的一名医者，仍想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贡献一点余热。近年来，国家在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祖国医学日益繁荣，我的内心也甚是喜悦，中医药的春天来了，借着中医药界发展的春风，我也有些话想对年轻一代中医学子说，主要三方面:

一是做人，做一名医生，医德最为关键。首先要热爱自己从事的中医药工作，真心实意的投入，精研医术，不畏艰难;其次，要认真真诚地对待病人，全心全意地为病人解除痛苦，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二是治学，学医就离不开读书，大家要在医学经典著作上踏踏实实地下苦功夫，容不得半点偷懒。经典要读熟、背熟，到临床应用时，如果能做到不假思索，张口就来，那自然更好。更重要的是，读医书，要做到每读一遍要有一遍的收获，在明白大致意思的前提下，句句斟酌、字字细抠，切不可一目十行，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一定做到嚼透它，彻底地弄明白。其次，还要勤于积累，边读医书边做笔记，积累的方式因人而异。

三是跟名师、做临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千年来老祖宗留下来的虽是宝贵财富，但终究还是要用于临床。老师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年轻人跟师学习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可以学的更快;再就是要多在临床上实践探索，书本知识是死的，但在临床上患者是活的不是机械的，不能生搬硬套，唯有灵活应用，方有收获。只要年轻一辈中医人勤于学习、善于继承、敢于创新，那么，祖国医学必将不断发展壮大，焕发出勃勃生机。借此机会，我也想朗诵一下自己的小作“杏林春”来表达自己对国家中医政策的拥护和对中医学子的殷切期望。

杏林春

杏林逢盛世，杏坛多高师；

林海竟华盖，乐为林径石。